我们想说的是，零风险零感染固然是一个所有人都希望实现的理想目标，但从现实出发，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是在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将疫情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上。
牺牲一切追求极端的“休克”措施，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全面胜利，甚至连惨胜都算不上。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各地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措施，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积极向好的变化。然而因疫情采取的隔离措施，呈现出从上到下层层加码的趋势，对个人、企业、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生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经济成本。
梁建章与黄文政老师针对受疫情应对措施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再次撰文，建议应当在数据分析和科学论证基础上采取分级隔离措施，呼吁社区加码隔离可以休矣!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最新数据，到2月15日24时为止，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连续12天下降，从2月3日的新增890例下降到2月15日的新增166例。这一下降趋势预示着，湖北以外地区疫情可控。在2月15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除了表示湖北以外其他省份疫情出现明显的积极向好变化之外，还专门提到，在抓好疫情防控和病例救治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实际上，这也正是我们一直关心和担心的方向，千万不能让那些基于过度恐慌而采取的过度的隔离措施毁了中国经济。
面对疫情，各地目前都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态度，应当说，其中很多付出都是必要且可敬的。但是，在防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做法，那就是将所有外来或者有过旅行经历的人都当作洪水猛兽。至于对此采取的隔离措施，也呈现出从上到下层层加码的趋势。比如，市政府可能仅仅要求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进行隔离，但是到了小区那里，居委会和物业却要求凡是有过旅行经历的人员一律自我隔离14天。而且为了确保这种加码后的措施能够得到执行，各小区还纷纷推出了临时通行证、出入证和宵禁等措施。在看似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却让整个社会付出了近乎瘫痪的沉重代价。比如，一位出差到几个城市的员工在甲地被隔离了14天，到乙地后又被隔离了14天，到丙地后还要被隔离14天，如果每到一地都要被隔离14天，那么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了。
当然，生命安全的确应当得到最高等级的重视，相信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初衷也都是善良的。但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疾病，并不仅仅是新冠肺炎。已经有媒体报道说，由于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一些癌症患者和艾滋病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且，付出这些代价到底换来了什么?比如，在目前已经确诊的几万名患者中，有多少是从非疫情严重地区回家后并在隔离期被确诊的?各位不妨搜索一下各自居住地的相关新闻，答案或许会完全颠覆你的既有猜想。至少从目前已经报道的内容来说，绝大多数病例都有疫情严重地区的居住史或旅行史，相比之下，从某个非疫情严重地区返回居住地，然后在14天隔离期内被确诊，这样的例子可谓少之又少。
或许有人还是会说，哪怕只有少之又少的可能性，也必须全力确保零风险。这样的想法，在理念上或许是正确的，但实践中却忽略了社会成本的因素。要知道，为了确保这样的零风险，全国可能有数以千万甚至亿计的旅客必须接受14天的隔离期，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整个社会都会构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始终认为，建立在数据分析和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分级隔离措施，才是当下更能在疫情防治和恢复秩序之间形成平衡的方案。
首先，对于那些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旅客，应当严格执行为期14天的隔离措施，这也应当成为各小区集中资源重点针对的方向;其次，如果是来自非疫情严重地区的旅客，可以在分析以往数据的基础上，尝试取消或者降低隔离时间。考虑到钟南山团队公布的潜伏期中位数为3天，所以把14天降低到7天，其实已经足以令风险下降70%至90%，同时明显降低对于经济和生活的影响;最后，各地可以利用几大运营商的移动漫游数据来帮助对于感染风险做出评判，来确定隔离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假如某人已经在A地接受过14天隔离，然后他驱车前往B地的住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感染风险并不会明显高于那些始终居住在B地的人士，也就没必要再让他接受另一个14天的隔离期。
实际上，在全国上下目前高度重视疫情防治工作的背景下，数据分析应当被摆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有些人认为，之所以要求旅客必须被隔离14天，是因为他们在旅行过程中可能经历过机场或者火车站之类的高风险公共场所。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地方真的具有高风险吗?目前在湖北地区之外，各地对大部分确诊者的流行病学史都进行了深入调查，那么在这些数据中，到底有多少感染是因为乘坐飞机或者高铁造成的?又有多少发生在机场或者火车站的等候期间?对于各地汇总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然后根据其结论对不同场所、不同交通工具给予不同的风险评级，最后再根据风险高低来出台相应措施，才是更加有效的做法。
至于目前某些地方一刀切的做法，等于把全部压力都压到了基层那里。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小区物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这些时间都非常辛苦，需要顶风冒雨地执行隔离措施和通行限制;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容易成为各类矛盾的实际承载者。比如有业主可能提出，由居委会来限制自由出入的法理基础来自何处?也有企业可能叫苦，为什么复工计划被卡在了居委会那里?如果上亿劳动力被隔离在各个小区中，导致各地企业难以复工，国内航空业、酒店业全面瘫痪，各类国内国际交流完全受阻，实在是中国经济和社会难以承受的代价。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半停顿状态， 1个月至少是万亿级的损失。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2-3个月，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了，也会增加大批失业人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从这几天的新闻报道来看，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转变思维，采取了更为务实的防治措施。比如江西省发布了第4号公告，规定省内各地区之间全面取消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设置的疫情防控检疫点或检测站，并严禁各地拦截劝返来自非严重疫区的车辆。又比如杭州，为缓解企业招工难、员工来杭交通难等，将会商铁路部门，向疫情相对平稳、来杭就业人员集中的部分省市开通专列。
以上做法的目的，旨在消除由于疫情防治而造成的过度封闭，重新打通连接中国经济的各个环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条。既然如此，各方面也就有责任和义务来确保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畅通无阻。在整个产业链中，如果有一个环节不通，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陷入崩溃。
就以大家近期都很关心的口罩问题为例，一方面，无论居民还是企业，目前都对口罩存在巨大的需求量，很多企业担心口罩数量不足可能影响正常开工;但另一方面，如果口罩制造企业的员工无法及时复工，又或者原材料供应商、运输企业等上下游企业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那么口罩供给也就难以得到保障，进而可能影响到更多其他企业的复工，形成某种恶性循环。
如果说口罩数量缺口还只是一个相对短期的问题，那么从长期来看，如果与外贸相关的行业由于复工不及时而难以准时供货，哪怕现有交易可以用“不可抗力”作为抗辩理由，可站在外国客户的角度来看，难免会因此产生在其它国家重新寻找供应商来取代中国企业的念头。一旦这种念头像疫情那样迅速蔓延，那么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将比贸易摩擦更为可怕。
正是考虑到这些风险，所以包括国家卫健委在内的各级政府部门会提出，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是一个与防治疫情同等重要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理念深入到每个小区的具体工作中，不能让阻碍出现在大批复工人员居住地的出入口。目前各个地方各自为政造成了信息不透明、不确定，使得返工人员顾虑重重。如果各个环节中有一环不顺畅，其他环节也会受到影响。为此，国家需要统筹明确出台有关限行和隔离的政策，不能让地方各自为政的不合理措施妨碍全国一盘棋的大局。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零风险零感染固然是一个所有人都希望实现的理想目标，但从现实出发，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是在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将疫情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上。
牺牲一切追求极端的“休克”措施，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全面胜利，甚至连惨胜都算不上。我们希望从上到下的巨大付出，能够变得更加节制而有效，为中国经济的尽快恢复创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