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表了《老龄化、储蓄率、养老金》为主题的演讲。郑秉文认为，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率下降，投资下降将影响经济增速，这在中国是一件大事，因此要大力发展养老金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郑秉文介绍，2021年我国65岁人口占比超过14%，意味着今年正式进入老龄化(aged)，而以前是老龄化中社会(aging)，预计到2035年是超级老龄化(super-aged)。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对中国经济影响明显，首先就是出生率，去年我国净人口增长才42万，预计今年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出生人数，也就是说今年可能人口负增长，比联合国此前预测的人口负增长提前了十几年，这是一个重要指标。”郑秉文表示。
对于社保的影响方面，郑秉文介绍，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比进一步提升，2020年是17%，预计2030年要提高到25%，2050年要超过43%，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了，“到那个时候，中国老龄化非常严重，在G7里面只有西班牙、德国、日本几个国家比中国老龄化严重。”
郑秉文进而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其表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我国储蓄率一直在下降，到现在大约下降了七八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表现为其占可支配收入比例逐渐下降，家庭债务攀升，主要表现在房贷、车贷、信用卡三个方面，多家国际机构预测中国家庭债务率非常高。”
“我们现在建立养老金就在最有利的窗口期，我国储蓄率虽然在下降，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还是最高的国家之一。”郑秉文表示，对于中国来说目前首先要建立第三支柱制度，具体走什么路径，是“哑铃型模式”还是“金字塔型模式”。“遗憾的是我们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试点不尽如人意，试点近4年，还没有宣布结束，无论是人数还是保费收入，都很小，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郑秉文指出，养老金一方面有助于繁荣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一是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已经有了，有16、17年了，但是很多机构投资者没有长期资金，养老金占中国股市的比例比较少，而发达国家平均是20%左右;二是提供长期股权资本，我们国家股权资本只占社会融资总额的5.4%，与发达国家相比低得多，“尤其资管新规出台几年来，我们的长期资本更少了，因为资管新规要求你的前台产品和后端的资产一一对应起来。”
另一方面有助于经济发展，从而对冲老龄化影响。一是可以稳定消费预期、撬动消费;二是“离岸”长期资本有助于市场潜力转化为新的业态;三是有助于技术创新;四是养老金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反哺经济。
“养老金是长期资本，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都吸取。现在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资金、资本稀缺，长期资本更稀缺。养老金既是民生制度的安排，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要素，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发挥它的双重优势，而不应该只发挥它的单重优势，仅仅看成民生。”郑秉文认为。
附演讲实录
郑秉文：谢谢大家。本场论坛的题目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金融的影响，我主要研究的是社保，结合社保对题目进行回应，我的演讲主旨是《老龄化、储蓄率、养老金》。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率下降，投资下降在中国是一件大事，经济增长下降，这就是它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发挥它的正面影响，人口老龄化要大力发展养老金，养老金对金融的影响、经济的影响是很正向的，这就是我今天发言的逻辑关系。
第一个问题，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已经谈了很多，中国老龄化到了什么程度呢?中国的老龄化是非常快的。我这里做一个比较，联合国对老龄化做了一个划分，65岁人口达到7%的时候是年轻的，从7%发展到14%是老龄化中(aging)，14%到20%的时候老龄化(aged)，超过20%是超级老龄化(super-aged)。我国在2000年达到了65岁人口超过了7%，去年我们超过14%，预计到2035年超过20%。也就是说在去年之前，这个词翻译的不太对，去年之前我们是老龄化中社会(aging)，今年开始是老龄化(aged)，到2035年是超级老龄化(super-aged)。从老龄化中到老龄化，中国用了22年，发达国家用了多少年?法国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澳大利亚用了73年，美国69年，加拿大65年，日本用了26年。比我们老龄化进程更快的是新加坡、哥伦比亚、巴西，所以中国的老龄化从这些数据来看还是很严重的，记住这个。
谈到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必然要谈到出生率。出生率从放开单独二孩开始，2016年全面二孩、到三孩，这个历程虽然放开了，但是出生率稍有回弹又下降了，去年净人口增长才42万，今年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出生人数。联合国原本预测的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在2034年左右，现在提前了十几年，今年很可能是人口负增长了，这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从社保的角度讲，退休的人口比上工作的人口，这叫老年抚养比，在2020年是17%，2030年要提高到25%，预计到2050年要超过43%，这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了。到那个时候，发达国家比我们老年抚养比高的可能只有西班牙、德国、日本，在G7里面大概就这么几个国家比中国老龄化严重，剩下的中国都超过了，中国计划生育的结果越来越显现，这就是抚养比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从预期寿命来讲也是这样，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长是非常快的，我们预测“十四五”期间能长一岁，这是规律，大约五年长一岁。
第二个问题，储蓄率受到影响正在下降。我们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现在，大约下降了七八个百分点，每两年一个百分点。现在有国民储蓄率的数据，家庭储蓄率的数据没有。我们用欧盟的数据替代一下，看看趋势是什么样的情况。老龄化将导致家庭的毛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比例是逐渐下降的，家庭债务是攀升的。我还查了世行、欧盟、OECD中关于中国的预测，这个预测指出中国的家庭债务率是非常高的，主要表现在房贷、车贷、信用卡三个方面。
我们现在建立养老金就在最有利的窗口期。第一个有利的地方，我们的储蓄率虽然在下降，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还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二十年前2000年前后一两年，欧盟在大力发展第二、第三支柱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巨大的担心，就是一旦建立了养老金的第三支柱，它对储蓄率是有替代效应的，怕储蓄率降下来。我们一直跟踪这件事，欧盟和OECD的结论是，由于统计数据不全，没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看欧盟，欧盟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新欧盟国还是老欧盟国，第二支柱发展了18年，第三支柱还是有好多国家做的不错的，覆盖率还是挺高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这些新欧盟国，比利时、德国等老欧盟国。欧洲以外还有做的更好的国家，新西兰和加拿大，都做的非常好，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可以说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十年形成了两条道路、两个模式，一个是哑铃型的模式，一个是金字塔型的模式。如果一二三支柱覆盖范围人数一个比一个少，最后第三支柱变成少数人，富有的人能够加入的制度，那么就是一个金字塔尖，它会加剧两极分化。我们追求的是刚才举例的新老欧盟国和其它国家的哑铃型的制度，对于一根支柱有两条道路可以走，一个是可替代模式，一个是附加模式。我们首先要建立这个制度，要确立你走哪条路，往哪儿走?然后看看什么路径，什么困难，有什么特殊国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手段。这就是建立养老金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办法。
为什么第三支柱覆盖率要大于第二支柱呢?因为第二支柱有雇主，第二支柱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主定的、由企业主举办的，没有企业主就没有这个待遇。灵活就业人员的雇主是虚拟的，广大的灵活就业人员有2个多亿，还有广大的自由职业者不可能加入第二支柱，所以理论上讲第三支柱的覆盖一定要大于第二支柱，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重要的一个方面。遗憾的是第三支柱发展不尽如人意，2018年5月份试点到现在将近四年了，还没有宣布结束，四万多人6亿多人民币的保费收入，覆盖人数很小很小，是金字塔尖。这个问题要如何破解?
第四个问题，养老金有助于繁荣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本。第一点，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已经有了，我们的股市有20多年，机构投资者有16、17年了，但是很多机构投资者没有长期资金。俄乌冲突和疫情冲击下，国外大量LP退出。养老金占中国股市的比例就这么点儿，而发达国家平均是20%左右。在长期资金方面，我们是需要做非常大的努力的。第二点，提供长期股权资本。我们国家的股权资本只占社会融资总额的5.4%。相比之下，和发达国家相比，他们几乎没有 “长期资金”这个词。中国是计划经济演变过来的，存在这个问题，尤其资管新规出台几年来，我们的长期资本更少了，因为资管新规要求你的前台产品和后端的资产一一对应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养老金有助于经济发展，对冲老龄化影响。第一点，可以稳定消费预期，撬动消费。中国是没有什么养老金的，在家庭财富当中占比不到1%，而国外都是30%、40%，英国达到60%。中国是房子在家庭财富当中占比达到60%，还有20%是动产，剩下的20%是金融资产，这就是中国的家庭财富的结构状况。第二点，“离岸”长期资本有助于市场潜力转化为新的业态。本土在岸的长期股权资本是缺位的，BAT在20年以前创业的时候，风投都是来自于境外，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发，我们应该发展在岸的长期股权资本。第三点，有助于技术创新。因为有了风投资金，有了股权资金，那么对于一些长期风险高的技术创新，就不仅仅是政府财政进行补贴了。最后，养老金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反哺经济。养老金是长期资本，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都吸取。现在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资金、资本稀缺，长期资本更稀缺。养老金既是民生制度的安排，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要素，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发挥它的双重优势，而不应该只发挥它的单重优势，仅仅看成民生。
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以上是我发言的全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