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消息，“我来自农村，社保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是不愿意缴纳的!”3月25日下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立法大讨论，一位来自美团的90后外卖小哥道出自己的想法。
这场开在普陀区万有引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的立法大讨论全场满席，讨论的议题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其中，就什么事项进行协商协调是讨论的一大焦点。
“我关心的是‘订单分配’问题。”来自圆通的一位快递小哥说，因派单区域不同，每个小哥被分配的送货点不一样，所以每一单的送达难易程度不同，“我希望送货订单分配难易程度能够均衡一下，因为这决定着骑手的收入。”
“快递员的权益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在社保缴纳上。”市人大代表刘华新认为，目前不少新就业人群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使得基本权益受到影响，“对超大型城市来说，保障新就业劳动者的社保，就是保基本。”
不过，快递小哥们似乎对“社保”并没那么在意。
坐在窗口的一位美团外卖小哥站起来接过话筒：“我了解到，如果缴社保，每个月我个人要出700元，这700元相当于我要送100个订单。这700元我寄回老家，给我女儿买点玩具不好吗?而且我在老家已经缴了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缴社保的意义就是，等我老了会有保障，但是我不一定会在上海待多少年，而社保能退吗?退不了!当然，如果平台能百分百承担社保，那我也是愿意的。”小哥笑道。
坐在他边上的另一位外卖小哥，也持同样的想法：“如果打算长期待在上海，我是愿意缴的，但只是在上海住几年的话，不会缴。我也有新农合，最终是要回家乡的。”
这时，来自圆通快递的一位小哥站起来说：“为啥很多人不愿缴纳?一来，我们快递行业的小哥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在老家都有新农合;二来，我们也没法满足社保缴纳数额的上限，按照规定社保要缴满15年，我们很难达到，而且快递行业中50多岁的小哥占比也不少。”
人群中有一位律师说，现在社保只要缴纳满12个月，就可以移交。不过，快递小哥们对这个“信息”并没有接茬。
一位穿蓝色制服的中年人接过话筒：“我是‘饿了么’代理商，下面有几百个骑手，我和骑手们也聊过，85%以上都不愿意缴社保。”
79名参与者中几乎涵盖了新就业群体各个利益方，他们中有美团、饿了么、申通、中通、韵达、京东、极兔等快递小哥，有家政代表、网约车司机，也有饿了么、美团等平台公司代表，有行业协会代表，也有工会组织，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区、镇人大代表等。
关于“社保”的讨论气氛很热烈。活动主持人、市人大社会委委员胡晓丽问起小哥们的收入情况，美团外卖小哥答道，一个月基本能跑8000元到1万元，但上海租房成本比较高，房租加上水电煤至少要2000元。“我上有老、小有小，700元这笔支出更愿意用在当下。”
“如果报酬能够大幅度提升的话，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来自极兔的一位快递小哥认为，报酬应该是大家协商的重点，“如果快递行业针对每单的单价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小哥们的收入有更加合理保障的话，那么很多问题都能解决，包括社保缴还是不缴，他们对这笔钱不是很在意了，因为收入提高了。”
当主持人胡晓丽问，大家能理解快递小哥的想法吗?市人大代表卢羿坦言：“我能够理解，因为700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与正规就业者相比，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职业发展性不强，各种压力和现实考虑迫使他们更倾向于“活在当下”。这是传统社保受冷遇的重要原因。
讨论现场也坐着平台企业一方。市人大代表、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饿了么)总裁方永新说：“我们的骑手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这个年龄刚刚成立家庭，如果平台能为他们缴纳一部分社保，且可以移走，还是有一部分骑手愿意缴纳，我们也要鼓励更多人愿意多花一点钱来提升自己的保障。”
市人大代表、陆雷来自行业协会这一方，对小哥的发声，他颇有感触：“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有一些我们自己认为你们需要的东西，但你们可能感受不深，今天就特别好，我们听到了你们真实的声音，听到了你们真实的需要。”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到底该如何保障?面对这种不愿缴的发声，该如何完善我们的社保体系?一位来自高校的代表提出，对新就业劳动者来说，全民化的社保体系和传统社保方式，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灵活就业拥有很强的自主性，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变化太多，无法有统一标准，要提高他们的参保积极性，就要研究这个群体的具体特点，根据不同就业群体实行差异化，区分不同的保险类型、待遇方式等。
有代表建议，适当降低灵活就业者的个人缴纳基数或比例，并为他们设置专门的参保制度。
立法大讨论现场
社保该不该缴纳，怎么缴纳?在市人大代表朱雪芹看来，目前平台企业内部普遍缺乏协商协调机制，应该多听听新就业群体的声音，让一线劳动者的“看法”参与平台决策。
记者了解到，这次立法大讨论的意见征求稿，就来自朱雪芹今年两会领衔提交的一份议案。“提出议案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发展，通过建立健全协商协调机制，让各方‘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