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繁花》小说的都懂，原著里人物关系网罗甚广，又是散点叙事，甚至连句读都不加，与追求强情节、流畅、戏剧化的电视剧天然相悖，想要改编，真乃“千头万绪”。
为了《繁花》，王家卫也是搬出了自己多年的御用班底：鲍德熹担任视觉总监。这位和墨镜合作多年的摄影大师，曾凭借《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曾为《东邪西毒》《重庆森林》等多部王家卫电影配乐的陈勋奇，也仍然操刀《繁花》的音乐。而特别重要的编剧方面，王家卫请到了《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的编剧：上海人秦雯。
“不响”的必须“响”出来
秦雯记得那是2017年的9月，她在上海图书馆的地铁站里等地铁，朋友忽然来电，说“王家卫在做《繁花》影视改编，想见见你”。“当时那种感觉特别像王导电影里的抽帧画面，我蒙在那里，也没有上车，就感觉地铁一列列在眼前嗖嗖的过去……”秦雯且喜且惊，让她紧张的是，《繁花》是一部“男性向”小说，又有年代感，她预感到，电视剧会非常不好改。
抱着“不管怎么样我要见一下偶像”的心情，她来到淮海路上的一间酒店，进门想找戴墨镜的人，却发现一屋子没人戴墨镜，直到王导开口自我介绍，才将他认出。
在动笔之前，王家卫给了她海量的参考资料：“他其实早就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调研、采访，筹备之初，他多次请金宇澄老师当导游——提篮桥、老西门、十六铺、董家渡、杨家渡、曹家渡、大自鸣钟、黄河路、进贤路、思南路、皋兰路……《繁花》里涉及的上海区块、大小马路，都跑了个遍。我们电视剧里的每条支线，事先都采访了各路顾问——外贸线有外贸线的顾问，黄河路美食街有美食街的顾问，上世纪90年代的股市风云有‘资本市场活化石’应健中老师做证券顾问，小到一张邮票，也有围绕邮票发生的周边事件资料汇总。导演给了几十本参考资料，同时也给了我信心，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记忆模糊而不完整，通过这些资料，我得以再次以成人的视角和身份回到当年。”
梗概，大纲，初集剧本，完稿，一次次的修改，拍摄现场还在飞页……出了名“没有剧本”的王家卫导演，第一次拍电视剧，终于有了剧本，“而且有很多稿剧本”。秦雯强调。但王家卫依然“随性”，永远在变。秦雯曾对他笑说：“导演，我们这些年改过的剧本叠起来，至少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
原著小说人物和线索众多，“导演经常说金老师是一个故事的富翁，把别人写十本书的故事都放到了一本书里”。在秦雯进组之前，王家卫就已经想好了要分别写阿宝、沪生和小毛的三段故事，后来才选取了阿宝的故事，并且围绕从阿宝到宝总的成长变化、表里关系来做戏。
于是我们看到了故事的开局——1992年的上海，空气中满是机遇与希望。青年阿宝(胡歌饰)拜商界高手“爷叔”(游本昌饰)为师，左手炒股，右手外贸，每日摸爬滚打，跻身成为上海商界的后起之秀。饭店云集的黄河路是生意场的中心，短短755米的一条美食街，可使人扬名立万，亦可使人倾家荡产。身世成谜的女人李李(辛芷蕾饰)在这里新开“至真园”饭店，开业炮仗焰火响彻云霄。相隔不远处，外滩27号外贸公司的职员汪小姐(唐嫣饰)，刚刚签成一笔大单，买下第一辆代步轿车。再往南行一二公里，进贤路上“夜东京”，老板娘玲子(马伊琍饰)日本归来，身段娉婷，手段万千……资本市场上，有人倾家荡产，有人釜底抽薪，有人激流勇进，有人知难而退。剧情本已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王家卫拿手的非线性叙事，又把这一段往日传奇跳接出悬疑片一样的气氛和张力。
以前，你见过文艺的王家卫，见过含蓄的王家卫，但你可能没有见过单刀直入、荷尔蒙爆棚的王家卫。秦雯说，王家卫讲戏的时候，常用象声词：“这里唰的一下，那里砰——嗖嗖嗖——。”像极了武侠片的音效，开始她有点蒙，后来知道这是在传递节奏。如此看来，《繁花》可能激发了王家卫潜藏的江湖气，毕竟没有一点江湖气，哪里压得住上世纪90年代的鱼龙混杂，潮起潮落。
如同毛尖所说：“电视剧是动词语法，一般需要多事件发生，所以，原著中的‘不响’必须得‘响’出来。”
他拍的是台词与台词之间的空隙
除了大时代、强情节，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好故事的核心。
后来，胡歌这样形容戏中阿宝与“三朵金花”的关系：“玲子和阿宝，是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关系。阿宝就是猪八戒，玲子是孙悟空，总是在前面为猪八戒披荆斩棘，让猪八戒坐享其成;汪小姐和阿宝呢，是秒针和分针的关系：你看秒针和分针是不是60秒相遇一次?错。是61秒。因为秒针转一圈的时候，分针已经往前跑了一格了。但其实也不是61秒，要比61秒要再多一点点，因为秒针再走一秒的时候，分针又往前动一点点。所以他们俩的这个交集，永远比大家认为的要再远一点。至于李李和阿宝的关系，就像天空和大海，互为镜像，又充满神秘感;距离很遥远，但是你在看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又发现天空和大海是连在一起的，若即若离。”
“导演是考据派，也是细节控，十年磨一剑，万千细节的准备，到头来可能只是为了引出分别时候的一个回眸。”秦雯说。
有一场戏，拍“夜东京重开”，玲子迎来送往。本以为是一场欢乐的戏，秦雯没想到会在实拍的时候，被玲子的一个回眸，感慨到眼泪掉下来。“导演看到我热泪盈眶，用上海话问我：‘侬做撒啦?’我心里想，一是感动，一是‘完结了，后面的戏都白写了’。我跟导演说：你这一个眼神，我后面的戏都没了。我原来还有几场戏是要铺垫玲子和菱红的告别的，谁知道他一记神来之笔，后面的戏就变得多余了。真是‘走导演的路，让编剧无路可走’，但我心里是服帖的，所以我回头去改掉了后面的戏。”
还有一场戏，拍阿宝和玲子分家，那天秦雯自己觉得这场戏没写好，没啥力道，王家卫却说：蛮好的，没关系。“开拍当天我追到现场，我说真的不行，再改改吧，他坚持说‘侬放心，蛮好额’。我当时心里还有点生气，结果第二天看到素材，真的是很好，因为可以说他拍的不是台词，台词还是剧本上那几句词，他拍的是台词与台词之间的空隙里的深情往来，他应该早就想好了，所以他会说没问题，会好看的。”
爱情存在过吗?当然有，但是《繁花》通篇剧本，秦雯说她只记得葛老师用法文说过‘活过，爱过，写过’，其他没有直白地说过爱，上海话里其实也基本不会说爱这个字。然而若说没有爱，每一场对手戏，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回眸，都在提醒你《花样年华》的英文片名：in the mood for love。导演说，爱和爱情是两件事。秦雯说：“满纸你爱我我爱你的戏，说的可能是孤独，是爱而不得;从头到尾骂骂咧咧，说了上句没下句的戏，最可能说的是爱情。做有意义有目的的事情可能产生爱情，但这本身不是爱情，爱情是说很多很多无聊的话，做很多很多无聊的事情。”
《繁花》原著里有许多不可描述，但王家卫不愧是华人导演里最擅长情欲戏的。既然《卧虎藏龙》的竹林打斗是床戏，《繁花》谈生意签单，也可以“嘴里都是钱，演出来都是情”。秦雯说：“好的导演，台词是被风吹动的帘子，影影绰绰之后才是关系的真相。”王家卫也曾言：“凡情留不尽之意则味深，凡言留不尽之意则致远。”这是他“响出来”以后的“不响”：多了就俗了。
据说王家卫有一个“金句本”，韦编三绝，把《繁花》里的金句都抄录了下来。而他在片场最常提到的几句是：“花无百日红。”“男女之事，缘自天时地利，差一分一厘，就是空门。”“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这些金句，如今出现在电视剧集的间幕中，像是人声鼎沸的大时代之上，一双遥遥相看的上帝之眼，万丈红尘，霓虹璀璨，终究疏离。繁花着锦，烈火烹油，猛烈地绚烂过、燃烧过，到头来只是为了映衬生命底色里的孤独，就像植物的根系，深深地埋藏在繁花之下。
至真园到底有几楼?
“从前我觉得编剧是纸面上的二维工作，写好剧本交给导演，怎么让人物从纸面上立起来，是导演的工作了。但是王家卫导演让我意识到编剧也应该从三维出发写戏。”秦雯说，“我记得在我们什么景都还没有搭的时候，导演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至真园客人最多的时候，你觉得老板娘李李会习惯性地站在哪里?我傻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经验之外的——我说导演，故事都还没有呢，至真园的内部结构也不知道，至真园几层楼我都不知道，你问我李李站在哪里，我不知道啊……”
后来，剧组每搭一个景，导演都会叫秦雯去看，每天拍完的素材，第二天初剪完也会叫秦雯去看：“我跟剧组跟了三年，每天上午就先去看昨天的戏拍得怎么样，拍摄现场我也经常去，在旁边看着。有时候导演觉得这场戏不够好，就会找我们讨论，可能他会有几个方案，也可能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会愿意把这几种方案都写出来，然后再看哪种更好，在这方面我是不惜力的。”
大家都不遗余力地想把这部剧拍好，这是秦雯三年里最深的印象：“甚至我们全程都是单机位拍的，这样就是一个镜头就要拍很多遍，现在几乎没有一部电视剧会这样做，但是导演为了光好看，拍出演员最美的一面，坚持这种看起来很‘奢侈’的拍法。有时候他会亲自上阵先演一遍，王家卫导演是‘集编导演摄影美术服装剪辑音乐等等于一身’的。三年里我们还碰到了疫情，有一段时间全剧组都在发烧，摄影师烧到戴着口罩就透不过气，导演两只眼睛红得像兔子，整个剧组都豁出去了，只要还能站立，就都在坚持。”
请回答1990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秦雯也有自己版本的“请回答1990”：“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大自鸣钟附近的新式里弄房子里，附近有燎原电影院，离曹家渡也不远。外婆住在曹杨新村，隔壁我们叫张老师的一家人和小说里一样，是从市中心搬过来的。从小我们就感觉他们有点不一样，不管是人的气质，还是家里的陈设——比如她家里和贝蒂家一样，有钢琴的。我们看他们总是带着一点仰视，他们待人也很亲切，但你会感到有一些距离感。”
秦雯的爸爸是采购员，平时应酬不少，所以小时候她也有印象去黄河路吃饭：“看到豪华的饭店装饰，包间里摆着当时很贵很稀奇的洋兰花，一个老板的女儿在过10岁生日，穿得像个小公主，当时我把这一幕当作我的梦想人生。爸爸做采购员也常收到礼券，到了周末我们一家就要去中百一店或者华联商厦把券用掉——听起来有点凡尔赛是吧?还记得那时候过街天桥上是有人回收礼券的，一百块礼券给你九十几块现金这样。”
秦雯说：“年代感也是导演非常坚持的一面，他希望可以带大家回到上世纪90年代。范总这个角色的形象对我来说是有些熟悉记忆的，因为爸爸是采购员，当时很多零件是在江浙生产的，过年过节就会在家里见到他们，印象很深。上世纪90年代给我的感觉是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能听到新鲜事情，也不会觉得大惊小怪不可思议，好像未来是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我也见过同学的妈妈，前一天还是纺织工人，后一天就坐进了大户室。当年的生活水平肯定不能和现在相比，很多人家浴室也没有的，公用卫生间，公用厨房，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比现在更近，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同时因为物理距离近，也反向衍生了上海人所谓的边界感。”
电视剧《繁花》故事发生的1992、1993年，距今30多年。这30年来，有些东西彻底地改变了，还有些属于上海人本质的东西，却依然留存下来。“一个是契约精神，答应你的事情按时保质保量做到，再一个就是前面说的边界感、分寸感，一个楼里可能住着很多人，但是关起门来没人打扰你。人与人之间会互相帮助，但不会过多干涉彼此。我觉得这两个特点是上海人最让人感觉‘适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