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捉迷藏一样，妹妹小芳嘻嘻哈哈四处躲闪，小芬怎么也追不到，“她像一个魔鬼”。突然，一辆红色大货车撞向小芬，一开始只是车身，最后轮胎直接碾过她，她的脑袋碎了。
小芬惊醒，确定这只是梦。再有一个多礼拜，妹妹就要再婚，类似的噩梦又开始困扰小芬。
小芳始终是她的噩梦——10岁那年，她离家出走，一开始躲到邻居家的阁楼上，后来跑去邻村猪圈里;一次次地她被从高速公路上、山里，甚至镇上找回。被找回的小芳总是衣衫褴褛，还有两次回来后，怀了孕。
按照医学上的评判标准，小芳属于智力二级残疾，智商相当于6到8岁的小孩，直到小学二年级都不会写字，被要求退学回家，她的认知能力也停留在了那个时候。如今，她28岁，结过一次婚，生过一个小孩，打过一次胎。
堕胎后，小芳被送回了娘家，婆家提出过离婚，但不愿意支付她父亲要求的1万元，便一直没办手续。六七年后，家人又替她物色好了下一任丈夫，婚期定在了9月16日(农历八月初二)。在父母和亲戚们看来，小芳必须再婚有着绝对充分的理由——女儿大了一定要出嫁，没有留在娘家养老的传统;这会坏了风水，影响弟弟的婚事;嫁了人，生了小孩，才有人给她养老，更何况她原本就有智力障碍。
但小芬知道妹妹不想嫁。在上一场婚姻中，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离家出走。
“她活在这个世上，好像没人能保护她，给她庇护。”作为长姐，小芬决定赶回老家——一个位于江西赣州西部的小山村，要么阻止婚事，要么带妹妹“出逃”。
9月9日，她请了一个礼拜假，坐上了早上七点从广州回赣州的火车。
阻止未果
这次回家前，小芬试图阻止过这段婚姻。
先是在订婚当天，她坐在广州的一家小饭馆，挨个给亲戚们打视频电话，边哭边劝，一直打到饭馆老板出声喝止，从中午“闹”到晚上十点多，哭得耳朵生疼、声音嘶哑。电话里，小芬历数了小芳在上一段婚姻中遭遇的不幸，在她的认知里，妹妹这种情况，“嫁过去只会被当作性资源和生育工具。”
电话这端，小芬几近歇斯底里;另一端，家人们只是不断强调“那家人很老实”，“嫁过去她出走了就是他们的责任”，“你爸妈老了，不可能照顾她一辈子”。
到最后，父亲刘贵涛丢下一句，“那就不嫁，留在家里最好”。电话两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与父亲，甚至整个家族的对抗，是小芬长到30岁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叛。
她是家里的长姐。在这个赣西小山村里，生男孩几乎是每个家庭一定要达成的目标，而作为女孩，似乎理所应当多干活，照顾弟妹，孝敬父母。这些不成文的规矩传了一代又一代，小芬也就眼看着家里一胎接一胎地生，直到第四胎，终于得了男孩。
小芳是老二，生下来几个月，还跟小猫一般大。她发育也慢，上小学了牙都没长齐，二年级了还不会写字。家人都说，是小时候给她喝的奶粉太浓，“把脑子烧坏了”。
小芳出生后，父母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去了广东，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备孕。姐妹俩人成了留守儿童，住在一间小平房里，电灯坏了，晚饭后摸黑溜进去睡觉;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小芬就做好饭，带着妹妹，背着饭盒，翻过山路再跨过一条河，一起去村小上学。晚上回家，小芬还得辅导妹妹的功课，可怎么教她都学不会，小芬气得直哭。
初中时，每到寒暑假，小芬就开始帮忙带孩子，一早起来边做饭边给弟弟妹妹喂奶粉，下午给他们洗澡，“就好像已经当过一次母亲了”。再往后，她有了独立经济能力，也总想着为家里付出——给小芳买手表手机，带母亲做白内障手术，承担弟弟高中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在家族中，小芬总是那个最乖、最懂事的孩子。她还是村里至今唯一一个女大学生，考上大学那年，家里风风光光给她摆了酒席，办了升学宴。
基于长姐的角色，她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必须站出来替妹妹说话;同样基于对父亲的了解，她清楚他不可能轻易退婚。于是她开始寻求“公家”帮助——找村干部解决问题。她告诉他们，“如果不管我妹，她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虽然不太可能被囚禁，但被男方和当地村民侵犯的概率还是很大”。
她还拿村里同样患有智力障碍的玉萍妈举例。玉萍妈婚后也经常离家出走，最后一次出走后，没人再去找她回来，至今不知所终。玉萍妈是被人捡到，收了1万多元介绍费“嫁”到村里来，丈夫也是智力三级残疾，俩人生了两儿一女，都患有智力障碍。
这次“反映情况”后不久，村干部给小芬发了一张她家堂屋的照片，表示已经去过了。
小芳还是得嫁。8月上旬，婚期定了下来。双方家里决定，不办婚礼不摆酒席，一来小芳还没办好离婚，二来，对方提出一切从简，当天直接开车“接回家慢慢等(离婚办好)”。
“意思就是嫁过去先睡着”，小芬说得直白。微信里，她和父亲彻底撕破了脸，她放话说，“让这个女婿给你养老，这个家我不会管了，你们也不用管我生死”，“以后我没你这个爸了”。
“忧伤的新娘”
对于这场婚事，刘贵涛坚称小芳是自愿的，没人强迫她。
如今定了亲的人家姓赵，彩礼加定金接近23万，准新郎赵海波34岁，离过一次婚，四肢健全，父亲在镇上开理发店。刘贵涛觉得条件不错，“开理发店，一天能搞到500块钱，天天有钱，100万肯定有啊。在农村，一般人没这个条件，配她(小芳)很可以了。”
至于小芳“脑子笨、会离家出走”的情况，刘贵涛自称告知过对方。对方不在乎，并坚信“只要生一个两个小孩出来，就不怕(出走)了”。
小芬说，小芳应该的确表达过愿意。因为奶奶告诉她，如果不结婚，就要去敬老院。奶奶还讲，隔壁村有个老太婆去了敬老院，老头都要进她房里睡觉，她拴上门，老头们就在外面撞门。小芳听了很害怕。赵海波也认为小芳是同意的，因为“她说她不跑”。
小芬问过妹妹愿不愿意嫁，后者的回答是“爸让我嫁”，以及“我结过婚了”——在小芬看来，这些都是妹妹表达“不愿意”的证据。此外，小芳还称赵海波为“陌生人”，“他妈妈要上班，好多剪头发的，好多男人，不想去”。小芳没办法连贯说话，但她会说，她怕男人。
这些天来家里的争吵，她都看在眼里，会讲出“没离婚，不能结婚”，“要把钱退给他们”之类的话。她也格外敏感，门外每次响起男人的声音，她都会一个激灵弹起来，再缩到角落。她知道最近父亲因为自己的事情在生气，处处躲着他，怕他对自己吼。
小芳长得很黑，皮肤、头发都黑，眼珠更是乌黑发亮，见到生人，从下往上瞟一眼，然后迅速移开目光。她瘦且小，身高只有1米5，身形与儿童无异，行动极敏捷，像猫一样来去无踪。
这一次，小芬的朋友何菲跟小芬一起回了老家。她全程举着摄像机，想要记录小芬这次反抗。拍摄过程中，何菲几次问小芳想不想嫁，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想”。但说完，小芳又会马上强调，如果不嫁，就会被爸爸骂。
“这种恐惧会造成对父亲的顺从，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看父亲的脸色。我觉得小芳可能知道，如果说‘不想’，会被父亲骂。”这是何菲的解读。
至于小芳的上一段婚姻，人人都知道她不情愿。
当时是2015年，她还不到20周岁。刘贵涛记得，那之前，她当着家人的面，讲过几次“不要”。
可是在村里，有智力障碍的女性哪里有说“不”的资格呢?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潘璐曾经对农村心智障碍女性做过田野调查，在她调研的河北农村，智障女性结婚甚至是受到鼓励的，“男性择偶困难，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智障女性是难以结婚的男性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在她的研究中，相应的，智障女性的配偶“大多具有以下特征：存在某些肢体残疾、存在某种生理缺陷、年龄偏大、家庭经济条件处于社区贫富排序的末端”。小芳要嫁的男人亦被囊括其中——他的右手天生患有神经纤维瘤，整条手臂布满褐色斑块，小芳看到就怕。另外，村里人跟她说，嫁过去会挨打。
说“不”没用后，小芳开始用实际行动表达。婚前一个月，她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一周后才被找回，最后在家人的监视下等待出嫁。为了防止她再次出走，姑妈特地到家里盯她，反复告诉她嫁过去会很好。
那时小芬刚读大学，参加了公益机构，她第一次知道妹妹不是“有点笨”，而是心智障碍者——她后来办的残疾证上，写着二级残疾。她隐约觉得让这样的妹妹去结婚似乎不对，但家里人说了，找个条件好点的人照顾她会更好，小芬也觉得有道理。更何况，男方家在县城，智力正常——只这两点看起来条件就算不错。小芬自认为自己没能力为妹妹提供另一种选择，“除了同情，没有其他办法”。
出嫁前那段日子，小芳总是躲在楼顶或自己的房间，默默坐着抠手，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鹌鹑。小芬用摄像机拍下了当时的妹妹。在她的镜头下，婚礼当天，小芳穿着白色抹胸婚纱，抹上粉色眼影和腮红，发髻簪一圈红花，被新郎一路从房间背进院子，鞭炮、礼花在身后炸开，接亲和送亲的人群一拥而上。
小芬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忧伤的新娘”，照片里的新娘眼角和嘴角低垂，毫无笑意。
何菲看过那些视频片段，她觉得那场景“就像把一个小孩打扮成新娘，然后嫁到别人家里，去给人家生孩子”。
无数次出走
嫁到县城，住进了楼房的小芳很不习惯。
她不会主动沟通，更不会提要求，可以独自在房间一声不吭坐一整天，晚上也不开灯。她还会随意把家里的衣服、被子丢掉，有的是看不顺眼的，有的是她不喜欢的颜色。
她习惯了在老家喂鸭子、烧火、洗衣，但县城没鸭子，洗衣机和燃气灶代替了她原本会做的家务。婆家怕她无聊，买来刺绣让她打发时间，但她学不会。有一次她想自己烧菜，拧开了煤气罐却不懂开火，差点中毒。
婚后，小芳频繁出走。为此，婆婆出门时会将她锁在家里，但她很快学会了撬锁。后来，婆婆连买菜丢垃圾都把她带在身边，但走着走着，一不留神，人就不见了。
没人知道小芳为什么三天两头出走。但她说过自己怕丈夫生了病的右手，她还告诉过姐姐和姑妈，说10岁的小姑抢她东西，赶她回娘家。
2017年4月，在被公公送回娘家的路上，小芳又走了。这是她出走最久的一次。正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的小芬被喊回家，每天骑车穿梭在村里和县里找人，奶奶红着眼要去“问仙”，母亲生气地反复念叨，“怎么越大越笨了”。最绝望的时候，家里人甚至想过放弃寻找。
那段时间，小芬拿着妹妹的照片敲开每家商店的门打听，在每根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还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寻人启事。这个方法最后奏效了，半个月后，小芳被送了回来。
妹妹出走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小芬记得，从10岁起，她就开始“往外跑”——先是跑去邻居家阁楼里躲着，再往后，是附近村子的亲戚家。15岁时，她开始跑向更远的镇上、山里、高速公路上，一年至少跑一次。
至于她出走的原因，据小芬分析，一是干活太累了，在妹妹的逻辑里，好像去亲戚家就不用干活还有吃好的。二是家人话说重了，觉得没有得到爸妈同等的关爱。小芬始终觉得，妹妹对爱的感受很敏感，她是在用出走换得家人的爱和包容。
小芳一直是家里最不受待见的孩子。
家里盖起了两层半的房子，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在二楼新装修的卧室，而小芳的房间在一楼黑乎乎的角落。被退学后，她在家里帮忙种地、捡柴、洗衣服，但她衣服总洗不干净，捡柴也只能捡两三根，总是被嫌弃“干不好活”“没用”。而她的种种古怪行为和离家出走，也只能换来父母的大声呵斥。
读大学后，小芬用勤工俭学挣到的钱，给小芳至少买过4只电话手表和2部手机，连上自己手机里的APP来定位。但小芳总丢东西，不出几个月，可以定位到她的设备就不见了。
对小芬来说，妹妹出走带给她的除了寻找的压力，更多的是恐惧——她流落在外，随时可能被伤害。小芬说，这在之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2015年5月，小芳结婚两个月后，婆家发现她肚子大了起来。检查发现，怀孕时间早于婚礼时间。于是，盘问小芳的工作落到了小芬这里。
她先是问妹妹在外面有没有被人欺负过。为了让她明白“欺负”的意思，她把问题拆得很具体，比如有没有人去脱你的衣服、裤子，压在你身上。在小芳不连贯地表述中，小芬拼凑出两个疑似施害人——一个是到她家里打过牌的男人，另一个是在街上骑摩托的男人，后者把小芳拉到了一间破房子里。但具体时间小芳说不清。
“她可能被强奸了”，这是小芬第一次清晰意识到，走失给妹妹带来了什么。
但由于妹妹什么都说不清楚，又没有证据，小芬没有报警。很快，孩子生了下来，婆家决定留下自己养。早在婚前，医生就说过男方的病可能会遗传，婆家甚至因此想过去买精子。
2017年4月小芳再次出走后，婆家决定放弃这个媳妇，把她送回了娘家。
回家不久，小芳又怀孕了，这次是在走失期间受的孕。母亲给了小芬几百块钱，让她带着妹妹去镇上的医院打胎。之后，又特地打来电话，叮嘱她们先别回家，在外面住一晚——按照当地的说法，怀了非婚生的小孩，回娘家不吉利。
妹妹的遭遇，给小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让我感觉自己在意识上被强奸了。”小芬愈发感受到，“女性就是被当作性工具和生育工具”。她至今单身，“很害怕，不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
就是要反抗
小芬的单身，在这个赣西山村算是一种忤逆。
实际上，早从她大学毕业开始，这个家族里的“榜样”就逐渐坍塌——她不愿听从父亲的建议去考公，甚至连工作都没找，而是回老家做了一年自由职业，接纪录片拍摄和制片的项目。村里同龄的女孩初中毕业就去打工，结婚生子，如今孩子都上了小学。可小芬还孤身一人。父亲开始抱怨，“就不该读那么多书，不结婚有什么用”。
妹妹的事更是加速并加重了小芬的“反叛”。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家里的权力关系。
她的反抗从帮母亲说话开始——在家里，父亲是那个在外工作挣钱的人，掌握了钱就等于掌握了权力。他吃饭永远坐正对着门口的主位，从没做过家务，而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每次煲好汤一定最先给丈夫盛一碗。每年除夕夜，父亲都要指责母亲菜炒得不好。
大约三年前，小芬终于不忍了，在父亲又一次抱怨后，她顶了一句，“你自己都从来没做过饭”。
这次反对小芳婚事，是她最大的一次爆发。回家后，她开始了一场又一场密集的谈判。
先是和家里，准确地说，是和父亲的谈判。对话通常在晚上进行，刘贵涛在镇上家具厂打工，最近总加班，九点多才骑着摩托车回家。
“反正我的女儿大了就要嫁出去，谁都阻挠不了。”面对女儿的反抗，这个一家之主突然抬高嗓门，挑起一边眉毛，瞪向小芬，“她器官也没坏掉，就脑子笨一点，就不用嫁?”
在他看来，男的要娶，女的要嫁，天经地义。更何况对于小芳这样“脑子笨”的人，父母保不了她一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嫁出去”。在村里，几乎没人觉得脑子笨是问题。
小芬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卖女儿”和“寻找生育工具”。刘贵涛急了，直接开骂，“你这么大都没嫁出去，我一点面子都没了。老大比老二还笨，自己不嫁，还觉得老二也不要嫁。读那么多书没一点用!”他平日不常对女儿发脾气，尤其是对这个读过书见过世面从小就乖巧懂事的大女儿。
气氛稍缓和一些后，刘贵涛又开始解释，对小芳来说，婚姻才是最好的归宿，“谁也不能保证她一定会过得好，但至少可以试一试。如果不行，我们也可以主动离婚。”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母亲总会在父女俩冲突最大时出来叫停，奶奶拄着拐杖在一旁摇摇晃晃，小芳则没了踪影——父亲一发火，她就躲开，有时坐在一楼房间的床上，背对着门;有时躲去二楼，缩在衣柜和墙的夹角。
父亲这边说不通，小芬就去镇上找赵家，重申自己的态度。赵海波很坚持，他重复着“只要神经上没毛病，笨一点都没关系”，又说“好喜欢小芳的，等她等得好苦”。他说自己以前也在网上跟女孩聊天，但“花了钱也泡不到”，他把自己在婚恋市场上频频挫败的原因归结为“太老实”以及“女孩子要求高”。他实在太想结婚了，为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也为了传宗接代。
他还提起前妻神经上有问题，是癫痫，“尤其同房的时候，更严重，会突然口吐白沫，翻着白眼(抽搐)”。
小芬赶紧接过话茬，说妹妹也有这个情况。对方的态度终于松动，答应退婚。
9月14日，赵家母子赶到刘家退婚。
一共要退64300元，包括61200元的定金以及男方家买东西的钱、打车的路费等。屋外下着雨，堂屋里没开灯，刘贵涛的脸跟天色一样阴沉。算完钱后，他突然当着所有人面用手指向小芬，“全部她来付”。小芬厉声拒绝。僵持了三四个小时后，小芬的母亲夺过丈夫手里的4万多元现金，付给了赵家，说剩下的钱由小芬转账。
赵母一张张数完现金，再一捆捆扎好，带着儿子默默离开。小芳和往常一样缩在角落里远远看着，她太小了，只露出半个头。
婚事黄了，刘贵涛用更大的声量冲着小芬吼，要求她写保证书——如果弟弟妹妹在28岁之前没结婚，她要赔他60万—100万元。此外，还要付他精神损失费，以及本来可以找小芳前夫家要到的1万元离婚费。小芬一一顶了回去，父亲拿着杯子冲过来，母亲一把推开他，拦在中间。
最后在小芬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一切暂时归于平静。
这是何菲第一次见到小芬“爆发出这么大的勇气和能量”。她认识小芬很多年了，印象中，她一直安静，说话轻声细语，从不与人起冲突。
而也就是在这次退婚后，小芬向我们吐露了自己2019年年末经历过的一次性别暴力——跨年夜，一位男同事约她吃饭，饭后两人准备再喊些朋友看烟花。男人说冷，提出让小芬陪他回家拿件衣服。之后，要离开男方住处时，小芳突然被从背后抱住，她一边反抗一边大声呼救，用牙齿咬了对方的手掌后，奋力逃跑。
当晚小芬报警了，微信聊天记录、邻居听到的呼喊声以及男方手上的伤口，证据确凿，对方被判定为强制猥亵，判了10个月。这对她来说是一次难以启齿的伤痛，此前从未提及。
这也让她对小芳的遭遇更感同身受。在她看来，无论是妹妹被安排的婚姻，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需求和传宗接代的需要”，“那我就是要反抗。反抗这种事的发生，反抗社会对这种事的不作为，反抗只是教育女性要保护自己，却不教育男性该怎么约束自己。”
逃离
退婚后，小芬决定带小芳逃离家里。
下这个决心并不容易。这不仅意味着和父亲乃至整个家族彻底决裂，也意味着自己生活的巨大改变，还有很多更现实的问题——她对比了广州几家心智障碍托管中心，最便宜的每月也要3500元，自己的薪水支撑不了多久。如何兼顾工作和照顾小芳，是小芬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小芬知道，对妹妹来说，最理想的状况还是留在家乡——农村天地广阔，她可以自由奔跑，还能帮父母做点家务，但前提是父母的容忍和照顾。最近因为婚事的冲突，小芳对父亲的恐惧已经达到了顶点。小芬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妹妹又会离家出走。她还担心赵家反悔，退婚后，赵海波不死心，还在锲而不舍地发着信息。
只能逃了。9月15日晚上，小芬最后一次问妹妹愿不愿意跟自己走。小芳点了点头，一个人呆坐在床上。
次日一早，她上楼告诉姐姐，说自己收拾好了行李，要走。下午5点，小芬去村委会提交了妹妹的低保申请材料——她们必须在6点之前离开，那是父亲下班回到家的时间。
小芳收拾好的那袋行李就摆在房间的水泥地上，里面有几件衣服、一个装着电话卡的红色布包，一双毛线手套以及一个包快递用的气泡膜，那是她的玩具。她蹲在地上，透过门缝小动物一样警惕地盯着外面。等到妈妈上楼约摸两分钟后，她转身拎起行李，轻快敏捷地冲出家门，穿过院子、菜园，钻进了小芬提前叫好的停在坡上的车。
担心被过路的邻居或住在隔壁的奶奶看到，她左手紧抓着行李，右手捂住嘴巴，缩在座位下。几分钟后，小芬和何菲也上了车。奶奶拄拐的身影、家门前长长的土坡都被远远甩在身后。
小芬说，这一次离开，算是彻底走了。她拉黑了父亲的微信，说只要他在家，自己就不会再回去。但对父亲的恐惧迟迟未能消散，哪怕是在镇上走100多米的路，小芳都要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个严实，她担心被父亲抓回去。
这种恐惧持续到坐上高铁。三个多小时车程里，小芳呆坐着，紧盯着车厢里的显示屏，时不时问姐姐还有多久到站，然后一个人偷笑了无数次。
这是9月16日，原定她要出嫁的日子。
在广州生活了大半个月，小芳的生活还是没有着落——小芬带她去了几家机构，第一个地方大多是年长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热情地要跟小芳握手，小芳吓得缩起了背，说“好多男的”;第二个地方可以为她提供职业培训，但一定要有监护人签字才肯接收，小芳的监护人是父亲，事情又卡住了。于是，小芬去上班的时候，只能把妹妹锁在家里。
现实中遇到的困难比想象得更多，但小芬不后悔。她只清楚地记得小芳跑出家门的那一刻，是笑着的。
